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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出土的一枚铜印，印文篆法工整秀美，构形奇特诡异。它的上部呈圆圈状，下部则与金文及《说文》篆文" "字的构形相类，当是" "字的别体。曹操名操、字孟德，因" "有平定之义，与"操"的含义相关联，故印文" "当是曹操的本字，而"孟德"则是其功业有成后新增的字号。这则印文中部向内凹陷，它可能是曹操专门用于钤盖封泥的印章。本文通过分析山西灵石旌介商墓的墓葬形制、随葬器物组合及出土铜器铭文，提出灵石旌介商墓主人的身份应为商人子姓 。在此基础上，进一步考察灵石旌介商墓周边同时期的文化形态，认为商后期商王国西部边域已扩张至今山西吕梁山东侧。通过对后唐天成四年(929年)《重修定晋禅院千佛邑碑》进行笺释，纠正了清代学者毕沅、王昶等就碑文作者、禅果寺始建年代、时任安国节度使为何人等出的误判，并对僧稠禅师与禅果寺之关系进行了探讨。本文分三个时段，从考古学、音乐学、社会制度等角度，系统梳理了两周青铜乐钟的发现和研究状况，分析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局限，探讨在形制、纹饰、礼乐制度等层面仍需进一步细致研究的问题。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多将商代外服侯、田、男、卫、邦伯视为诸侯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各类诸侯起源问题，但对商代外服的命名途径关注不多。早期 僚的职事与礼俗密切相关，商代外服职仍保留着职事产生时与礼俗相关的原始特点。在近年甲骨文及殷礼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学术背景下，考察甲骨文及殷礼，探讨商代外服的命名成为可能。综合既往关于商代外服的研究成果，可以推考记载外服史迹的相关卜辞，并确认外服必须由商王任命，以及外服的命名可能与殷商礼俗有关的情况，如外服侯命名于射礼，外服田命名于田猎之礼，外服男命名于耤田礼，外服卫命名于守卫"堂"的礼俗，外服伯命名于族邦首领称谓习俗。通过对商代外服命名的考察，分析从原始礼俗到 职事以及僚制度、诸侯制度的转化，为研究早期 起源、僚制度以及管理等相关问题了新思路。本文的研究表明关中东部夏代早期考古学文化具有独特的面貌，与当地年代较早的客省庄二期文化、时代相当的齐家文化、二里头文化等有一些相似之处，亦有一定的差别，故有必要正式命名为"东龙山文化"；并可区分为以关中东部地区为中心的"老牛坡类型"，和以丹江上游地区为中心的"东龙山类型"。该文化的形成虽与客省庄二期文化有，但明显受到了齐家文化的影响，这表明活动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曾东向发展并到达河渭之间。二里头文化从始就出现的花边高领圆腹罐，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中难以找到，却更多地发现于东龙山文化中，故其应是受后者影响的产物。可能正是通过东龙山文化这个中介，齐家文化较成熟的青铜工业也影响了二里头文化，使后者的青铜文明到二里头二期后迅速发展起来。古代水师逐渐建立了一套别具特色的旗系统，但却未有近代意义上的海旗。战争后，西方海的近现代旗制度传入我国，并逐渐取代了传统水师旗。年，英国人阿思本擅代清设计了一面海旗，意图掌控海，但舰队被清遣散，其设计的海旗未被采用。阿思本事件后，清颁行了面海旗，即为三角黄龙旗。为与西方化一(西方多用长方旗)，1888年，海旗改为长方黄龙旗。民国建立后，黄龙旗被废除。各方围绕国旗、旗的样式问题展了一场论战， 确立五色旗为国旗，十八星旗为陆旗，青天白日旗为海旗。北伐后，南京国民以青天白日旗为国旗、党旗、旗。晚清民国时期，海旗历经黄龙旗、青天白日旗的变换，其变换并非旗符号的简单更易，实质上蕴含着极其复杂而又丰富的政治取义与时代内涵。商周时期出现一种造型独特的器物，因在其内多发现有不同颜色的颜料，学界多称为"调色器"，质地分别为青铜质、陶质、玉石质和蚌质四种。经多方考证，本文认为此类器物主要用于盛装不同颜色的颜料器具，称其为盛色器更为合适。作者曾撰《殷墟王陵区人祭坑与卜辞所见"羌祭"及"杀牲法"研究》一文(载 浸会大学《人文学报》，213年9月)，讨论殷墟王陵区祭祀坑与殷墟甲骨文中屡屡提到的"伐羌"、"用羌"卜辞间的关系。文章发表后，作者组织力量对文章涉及到的部分殷墟王陵区人祭坑实施重新发掘。结果表明，殷墟人祭坑中的人骨个体数，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中的用羌数量确有显着相关性。